正是在1943年年初,当Maria体弱多病了整整九年之后,她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奉献,而她的生命已接近结束。 曾指导过她几个月的Migliorini神父,一个圣母玛利亚会的修士,建议她写回忆录。在犹豫了一阵之后,她同意了,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坐在床上的她自然流畅地亲笔写满7本笔记本,展现出她作为一个作家的天赋,同时也毫不遮掩地将其灵魂完完全全地展示出来。

她仿佛已经从过去中挣脱和解放,将那760页手稿托付给她的告解神父,带着盼望静静地准备好迎接死亡。这时,一个声音,一个她精神早已熟知的声音向她口授了一页神圣的智慧,而这标志着所有事件不可思议的转折点。那天是1943年4月23日,耶稣受难日。

Maria在房间呼唤了忠实的Marta,向她展示了手中的那一页纸,让她明白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刚发生。Maria让Marta去叫Migliorini神父,而神父不久就来了。一直没有人知道后续秘密谈话的内容,但据传言,修士安慰她,说他会对这段超自然 “口述”进行协助,然后他让她写下所有她“听到”的东西。接着,他又给了她笔记本。

之后几乎每天,她都在写。1947年起的几年间她断断续续地性地写,一直写到1951年。而笔记本增加到了122本(除此之外还有7本自传),手稿数也增加到了15,000篇左右.

她总是坐在床上写作。她将其自制的写字板搁在膝盖上,再将笔记本放置其上,手中的钢笔在笔记本上不停舞动着。她从不准备大纲,甚至不知道在这一天或下一天要写些什么,她也从不重读或改正。她不需要集中精神或是查阅书籍,除了查阅圣经和圣庇护十世的教义问答。她可能因为任何原因被打断,即使那是多么的微不足道,然后她仍能不失去条理地继续写下去。病痛急性发作的时候,或者需要休息的欲望没有迫使她停止写作的时候,有时她甚至在晚上都在写作。像一个有天赋的作家一样,她将整个自我都融入在手中钢笔跃动的笔尖处,但如果是有关神学的主题,她有时或许不明白其深奥的含义。通常,她会给Marta打电话,让她放下家务活,读给她听她自己刚才写下的内容。

甚至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她被迫撤离至Sant’Andrea di Compito(卢卡省卡潘诺里市里的一个小村庄)的时候,她也没有停止写作。重病虚弱的她带着家里的家具一起迁移到那里,同时如影随形的还有新的痛苦和新的负担。从1944年的4月到12月,她一直呆在这个小村庄里。

在维亚雷焦,她的职业是一个全职作家,而这并没有把她和世界隔离开来,她通过报刊和广播来了解时事。她也没有逃避她作为公民的责任,在1948的政治选举中,她乘坐救护车到投票站进行投票。她收获了很多朋友,之后她又有了一些重要的拜访者,但是她并没有忽略和他们的联系,她尤其和一个与世隔绝的修女有着大量的通信,她把这位加尔默罗修会的修女当做是自己精神上的母亲。

她祷告着,痛苦着,但是她又竭尽全力不让这一切被人看见。她的祈祷文隐秘而晦涩,而她的狂喜,只能在她的个人作品中推测出来。尽管外表看着很健康,但是她是带着被救赎的渴望和救赎后精神上的快乐,而隐忍着让自己不把这持续而剧烈的痛苦显露出来。她请求并获得了恩惠,没有让自己正在分担耶稣的受难和死亡的迹象在肉体上表现出来。

她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尽管事实上她很虚弱。她为自己布置了可以在病床上也能执行的女性可以做的事务或家务活,比如刺绣、准备蔬菜或清理鸟笼。她甚至自己照顾自己的个人卫生:只要他们给她必要的物件就足够了。有时候,她还会歌唱,她有一个非常动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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